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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之“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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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源”

 

——謹以此文獻給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暨建設中的產權交易資本市場   

 

(一)

 

王雙林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重大理論成果,把它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的指導思想。對此,全黨高度贊同,全體人民衷心擁護,全球輿論反響熱烈。國內輿論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飛躍。是我們黨書寫在歷史上的新的重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新時代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國外輿論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似乎涵蓋了中國繼續發展面臨的所有決策和涉及的所有挑戰。”(注1 十九大之前三個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黨和國家金融工作四項原則,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金融領域的重要體現,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的精髓和要義所在。產權交易領域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應當把貫徹落實金融工作四項原則作為基本點、發力點、落腳點。

“回歸本源,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為金融工作四項原則中的第一項原則,凸顯其意義重大而且非凡。就產權交易領域而言,貫徹落實這項原則首先需要從認識論的高度切入關鍵、解決問題,即,認清經濟社會發展與產權交易之間的源流關系;認清產權交易伴隨經濟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歷史進程;認清對于產權交易諸構成要素的認識,亦即對于產權交易制度、產權交易主體、產權交易方式、產權交易市場的看法、想法、說法等,無不從屬于產權交易本源觀,無不因應構建和樹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本源觀的現實要求,無不攸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產權交易領域的指導地位與實踐成效。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構建符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產權交易本源觀,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因此,對于產權交易本源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值得產權交易領域相關各類行業、企業、機構和從業者關注并參與。    

一、初談起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起源于因應、回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的起源——回歸本源首先需要談開的話題

大江東流,不舍源頭;構筑夢想,不忘初心。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這樣從容宣示不忘初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注2

于是,當我們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本源問題進行關注和探討的時候,必定會重拾一個已經漸行漸遠的話題,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本源的源頭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樣。因為,本源問題說到底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決定事物能否產生、是否存在的基因、主因、前因問題;另一方面,是左右事物成長、催化事物成熟的淵源、根源、資源問題。這兩個方面問題都屬于產權交易領域的基本問題。對于這個基本問題的看法和態度,決定、派生、影響著對于產權交易領域所有具體問題、局部問題、個別問題、當前問題的看法和態度。

既然,服從服務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的本源;那么,作為本源的源頭,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制度在其初創狀態或奠基時期,可不可、是不是觸發了產權變革、產權轉移、產權配置的原始資本需求呢?能不能、會不會孕育著產權運營、產權轉讓、產權交易等現代金融需求呢?答案確實、應當、必然是肯定的。

歷覽我國經濟血脈中的產權、產權變革、產權轉移、產權轉讓、及至產權交易,就會看出,當下熟識于我國資本市場、遍布于城市與農村經濟組織、浸潤于整個經濟社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活動,早在70年前就打下了伏筆,60年前就泛出了濫觴,30年前就形成了澤被后市、穿越時代、間插曲折的趨勢流。 盡管,那些年的那些產權交易活動,尚未臻至于并且無須等同于今人語境里的“產權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產權交易資本市場”。但是,那些年的那些產權交易活動當中,的確有產權交易的本源所在,的確有產權交易機構的搖籃所在,的確有產權交易市場建設者的初心所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在中國大陸土崩瓦解,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以及國民經濟的恢復與建設開辟了寬廣的道路。關于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性質、社會性質、政權性質,業經1948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9493月七屆二中全會研究,分別確定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社會”、 “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 建設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為向社會主義社會全面過渡做了根本準備;同時,轟轟烈烈地開展以沒收官僚資本、和平贖買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村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等為內容的革命行動,為進入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了充分條件。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走中國自己的道路,我們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注3——自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我國當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實話,如是闡釋什么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藉此打開改革開放的大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與發包、國營企業產權轉讓與受讓、農村土地流轉交易、國有企業資產交易、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交易、知識產權交易,等等,以一個一個標的項目的形態紛紛走進產權交易場所。國有資產經過公開、公平、公正的進場、在場、完場交易,實現了保值增值與優化配置。部分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和私營企業的資產也相機進場交易,實現流轉和增益。以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為基礎,以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社會生產力為目的,通過一輪接一輪的重大改革行動,產權交易得以深入有序地實施、實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活動初見體例,產權交易制度趨于健全,產權交易市場漸成體系。

2.沒收官僚資本、驅逐外國資本強權特權——產權革命贏取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第一桶金”

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推進以及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生了中國近代史上深度空前的產權關系變革。舊中國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均被廢除,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貿易、投資、關稅、僑居、招募等經濟強權特權統統被廢棄,除臺灣、香港、澳門等少數地方外,人民政府通過行使國家主權驅逐了上述強權特權的巧取豪奪者。官僚資本家和官僚地主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支配權悉數被剝奪。當他們失去了具有壟斷與剝削性質的財產權之后,其原先的社會身份隨之發生顛覆性改變,即,變依賴資本剩余價值與土地地租供養的“寄生蟲”,而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其中除極少數頑固不化者外,絕大多數成為重獲新生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也就是廣大人民中的一員。截至1950年,累計5200余家官僚資本的工礦企業和金融企業被沒收和接管。(注4從此這些資產的所有權屬于全體人民,經營管理權集中于人民政府;相當于通過產權革命為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贏取了“第一桶金”。以此為主要基礎,我國國營經濟的原始資本開始形成規模。

3.土地立法——優先規制農村產權變革

中華民族藉農耕而安邦、取境、定戶、生息長達數千年;農業文明發源在諸業文明之先,土地產權的地位居于諸類產權及權益之首。“平均地權”被曾經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奉為三大綱領之一。中國共產黨從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到領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一直將解決“地權”問題放在極其重要、相對優先、久久為功的戰略位置。

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產生了《井岡山土地法》(192712月),《興國土地法》(1929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193111月)。抗日戰爭時期,為結成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打敗侵略者,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實行了以減租減息為主線的土地改革,開展了以開荒種地、自給自足為標志的軍民大生產運動。全國解放前夕,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據以規制解放區土地改革的《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9月)。依據上述法規所開展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減租減息”運動,觸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核心——地權。而前者,是變革土地所有權;而后者,是變革土地經營權和收益權。至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形成的“地權”及其附屬權益,則顯然超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約束,裹挾著合作經濟、公有經濟、軍民融合經濟的基因。

19506月,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發布命令,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這部法律冠名為“土地改革法”,可謂地地道道、名副其實。通篇六章四十條充滿了以土地改革法律保障和促進經濟社會建設的法治精神,貫穿了通過農村土地所有制與農民土地所有權改革,加快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鮮明主旨。第一章總則所屬第一條也是總則唯一條款,開宗明義地表述為:“ 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在總則唯一條款里面,蘊含了土地改革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動力的核心理念——“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蘊含了衡量土地改革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解放農村生產力”;蘊含了引領和覆蓋土地改革各項措施、辦法、要求的現實主張。僅以第五章第三十條為例:“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一律作廢。”在這個條款里,人民政府“頒發土地所有證”,就是地產確權;“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 ,意味著農民就確權的自有土地,可以像其它商品一樣,進行自愿、有償、等價、循環式交換。

土地立法使農村土地產權改革井然有序地展開。截至1952年,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獲得7億畝土地的所有權,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原土地所有者交納的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同時分得了包括上億件(個)大型農具與牲畜在內的生產生活資料或資產。(注5

4.“和平贖買”——創造私營工商業產權整體轉移的成功先例

上世紀50年代前期,我國對于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成功地使用了和平贖買方式。和平贖買的實質是:國家采取非強力剝奪、非強制沒收的方式改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有償地將私營工商業資本改變為國有資本,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

所謂“贖買”、“有償”,具體說來就是讓私營工商業主在一定年限內從企業經營所得中獲取一部分利潤;同時讓渡企業所有權及經營權。相當于“交易”概念跨越時空,在那個時代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的務實表述。和平贖買的步驟:一是實行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對私營工商業加以利用和限制。二是實行公私合營。1952年下半年最先對私營金融業實行公私合營。資本家交出了經營、財務和人事“三權”,只享有經過清產核資所明確的股權并拿一定份額的股息。三是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按照國家稅收、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費、出資方股息紅利各占比例,在全行業進行利潤分配;統稱為“四馬分肥”——國家稅金分得30%,企業公積金分得10%-30%,職工福利金分得5%-15%,股東紅利酬金分得25%。至于原私營工商業主變身為新企業股東后享權取息的時限,開始定為7年,后來延長至10年。

顯然,公私合營企業屬于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而其經營權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到1956年底,實現公私合營的企業占原有私營企業數的99%。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已基本上不復存在。此時的工業企業總產值中,國營占68.2%,公私合營占31.7%(注6

5.“三自一包”——農村集體土地使用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的先行探索

人民公社化經濟體制實行不久,就暴露出政社不分、產權懸浮、吃大鍋飯等一系列弊端,超越了農村現實需求、忽略了農民的意愿、拖累了農業發展。于是,黨中央圍繞國民經濟整體調整和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的生存條件,一度提出放權改革政策,統稱為“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三自一包”政策的總體精神是:放還給農民一些與當時農村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農業生產經營權,或者叫作農戶自主經營權。

自由市場與農民自主經營權的關聯在于,“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都歸社員所有,都歸社員支配。在完成同國家訂立的定購合同以后,除了國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產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注7

自留地是農業經濟組織分配給成員的長期使用的小塊土地。自留地的所有權依然歸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對于自留地行使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免交農業稅。經營自留地是一項家庭副業,農戶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和時間,生產各種農副產品,滿足家庭和市場需要,增加收入,活躍農村經濟。因此自留地生產與經營是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

自負盈虧,就是農民個人或家庭從事自由市場上的買賣(交易)活動、從事自留地生產經營的盈利與損失,自行承擔經濟責任。

包產到戶,則在更深程度上觸及了農村土地經營權和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早在新中國初期,一些地方為了渡過經濟難關,默許剛剛翻身解放的農民自主和自發地包產到戶。至上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時,包產到戶再度被引為旨在克服農村經濟困難、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激發農民勞動積極性的管理辦法;19627月,全國有20%以上的農村實行包產到戶。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三自一包”沒有得到持續和完全的實行。但是,“三自一包”、特別是“包產到戶”所體現的農村生產資料管理權、使用權、收益權的改革調整思路,經過十幾年的坎坷與擱置之后,終于在當代改革開放中得以落地并加以完善。   

6.“雙包”責任制——讓改革首先從農村產權關系上取得突破的偉大創舉

1978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搞起了“包干到戶”:生產隊與每戶農民約定,先把該繳給國家的、該留給自己的都固定下來,收獲以后剩多剩少都是農民自己的。

這個被農民兄弟自稱為“大包干”的做法,在其隨后向全省、全國的推廣過程中,逐步完善為“雙包”(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責任制;提升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實施形式。“雙包”責任制較之十幾年前部分地方試行的“包產到戶”,又加注了產權管理、產權經營、產權委托與承包意義上的創新因素;并且賴以構建了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發包方、以農戶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為紐帶的產權關系共同體。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所有權屬于集體,生產經營活動和權益實行統分結合,生產經營收入與利潤按勞分配。

以“雙包”為實施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生產、分配的自主權,把農民的責、權、利緊密結合起來,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糾正了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分單一的弊端,調動了廣大農民和農村經濟組織的積極性。“雙包”責任制在黨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下,得以迅速推廣。全國范圍實行“雙包”責任制的生產隊1980年占50%1982年為86%1983年達到93%

實行“雙包”責任制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效益,是十分顯著的。1978年到1984年,中國農產品產值以不變 價格計算 增長了42%。其中46.89%歸功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注8

7.“松綁”——興起企業產權轉讓的先決條件

  “松綁”,是上世紀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主戰場——城市改革過程中引進的概念,它所對應的實際工作是企業自主經營、政府讓利放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大門之后,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以增強國營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的城市改革向廣度和深度拓展。

  19843月,人民日報、經濟日報、新華社、福建日報等媒體在顯著位置,登(轉)載了福建省55位廠長經理以《請給我們“松綁”》為題致省委書記和省長的公開信。信中呼吁:“給予企業必要的人事權、財權、自主經營權。”這封信,對于產權改革、對于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對于國營企業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和經營權,都表達了極大的渴望和需求。“松綁”放權的影響,很快從八閩遍及全國,成為國營企業改革、乃至城市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性事件。

  對于這封“松綁”信及其影響 ,曾經在閩連續工作17年之久的習近平同志有著深度的了解和關注。2014年,當55位廠長經理呼吁為企業“松綁”放權30周年前夕,福建30位企業家以《敢于擔當 勇于作為》為題聯名致信習近平總書記。習近平總書記收到后隨即回信。

  總書記回顧:“30年前,福建55位企業負責人大膽發出給企業‘松綁’放權的呼吁,很快在全國上下形成共識,成就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段佳話,我對此印象猶深。”  

  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如今你們作為多種所有制、多種類型的企業負責人,就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加快企業改革發展提出建言倡議,很有意義。當前,各級政府正在加快轉變職能、大力簡政放權,目的之一就是讓市場更好發力,讓企業創新創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綁”放權,也是企業家更好發揮智慧力量的歷史新機遇。”

  總書記希望廣大企業家:“繼續發揚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闖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敢于擔當,勇于作為,不斷做大做強,促進聯合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為國家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發揮更大作用。”

企業有所呼,黨和政府必有所應。1984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在服從國家計劃和管理的前提下,企業有權選擇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有權安排自己的產供銷活動,有權擁有和支配自留資金,有權依照規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選舉本企業的工作人員,有權自行決定用工辦法和工資獎勵方式,有權在國家允許的范圍內確定本企業產品的價格,等等。”上述“兩權分開”、“六個有權”,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的傳統觀念和政府對企業實行集中統籌、包攬一切的做法。

由此,可以并且應當把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視為確定全國范圍的企業產權轉讓活動起步、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市場孕育和誕生的“第一號令”。

據此,完全能夠就國有產權轉讓的起源問題,進行回歸本源、聚焦史實、還原客觀、精準無偏的認知;完全能夠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的本源問題,進行放眼全球、通觀全局、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解讀。

    歷史長河奔流中不時有讓后來者感到驚異、但又確實屬于客觀規律所使然的某些巧合。就在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打響第一槍的南昌市,于上個世紀80年代領先產生了企業產權轉讓“第一號令”落地的完整案例。當年,曾任全國人大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陜西省政府省長,時任江西省南昌市政府市長的程安東同志,率先通過中央媒體,系統推介南昌市探索國營企業產權轉讓的五條經驗(注9)一是,產權轉讓有利于在保持社會安定的條件下, 實現對一批劣勢企業的調整,又為搞活現存固定資產的流動資金找到了一種新辦法。二是,產權轉讓啟動了南昌市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投資體制的改革。三是, 產權轉讓開辟了企業家成長之路。四是,產權轉讓重構了南昌市微觀經濟組織結構,形成拳頭產品的高度集中化,一般產品生產的髙度分散化的格局。五是,產權轉讓開辟了南昌市籌措建設資金,發展新技術產業,建設現代化新企業的高投資效益的新途徑。

過去30多年間,上述五條經驗已經被企業改革的實踐數度刷新。眼下,更為值得多方回味和追思的,是生動挺立在五條經驗背后的“國企改革故事”;也就是當年出發時節,國營企業產權轉讓的那些活動、事件、機構和案例。

——自1985年起,南昌市政府組織開展企業產權轉讓工作。始有江西三波電機總廠兼并南昌電器總廠,開創該市國營企業之間相互兼并的先例。由于兩廠生產要素得到比較合理的配置,使全員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實現產值、利潤和上交利稅比上年增長44% 19%

    ——江西三波電機總廠兼并南昌電器總廠的案例產生示范和引導效應,企業產權轉讓活動在面上有效展開,為南昌市國營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注入了動力。在實行了產權結構調整的市屬國營企業當中,1987 年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5.3%,利潤增長24% 

    ——1986年,南昌市政府成立企業產權轉讓辦公室。該辦公室作為南昌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設的專門從事國營企業產權轉讓業務機構,依據市政府頒發的《關于推進產權轉讓的試行辦法》,對企業資產進行統一的分賬管理,負責指導和協調企業產權轉讓活動,承辦企業產權拍賣、兼并、租賃和承包等日常業務。藉此考證,該辦公室可能是如今中心城市產權交易機構的“搖籃”之一。

——南昌市企業產權轉讓辦公室積極履行職能開拓業務,為該市國營企業產權轉讓活動規范、健康、持續走向產權交易市場助力和服務,充當了南昌市乃至江西省國營企業產權結構調整的 “育種站”和“試驗田”。 1989年,南昌市企業產權轉讓辦公室攜手江西三波電機總廠,共同組織了全省范圍的“國營企業產權轉讓研討會”,研究推進國營企業產權轉讓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交流經驗、探索規律。

8.起源追溯給出的結論——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主心骨”統一產權交易的“起源觀”與“本源觀”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綜合前文1——7所述,我國產權交易的起源與本源是貫通的。由此進行演繹推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的“起源觀”與“本源觀”應當是有機統一的。這正如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教授遺著《守常全集》的題記中所言:“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該題記出自魯迅先生的手筆。這兩位革命家兼思想家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洞若觀火,共同揭示了一個 “鐵鑄一般的”定理:過去、現在、將來在事實上是貫通的,是不應也無法割斷的;若要認識過去、現在與將來是貫通的,首先就要確認并尊重“鐵鑄一般的事實”;只有借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才能透過浩如煙海的歷史事實,披沙揀金,追尋初心,獲得真諦,編織和構筑交易昌興、經濟常興、市場榮興、民族復興之夢。因此,若要讓產權交易的“起源觀”與“本源觀”獲得有機統一,首先必須力爭 “心有靈犀”和“洞若觀火”;這顆“心”,乃是通向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心;這束“火”,可以類比普羅米修斯之火。就是說,首先必須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主心骨”,用以理順對于起源與本源關系的基本認識;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石之上,把產權交易的“起源觀”與“本源觀”統一起來,把所有產權交易主體的力量匯聚起來。

1)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主心骨”,從“全程”的深度來認識產權交易的本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通觀和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才能將產權交易回歸本源,貫穿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始終將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作為產權交易的供給之源、創業之本、興業之道、成市之基。

2)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主心骨”,從“全民”的高度來認識產權交易本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才能讓產權交易在“發現價格、發現投資人”的基礎之上,更多地發現、更強地體現、更好地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長遠利益、最高利益、根本利益。

3)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主心骨”,從“全局”的維度來認識產權交易本源。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戰略布局是四個全面。”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才能夠將產權交易制度安排、產權交易主體培育、產權交易方式改進、產權交易市場布局等,統籌起來,置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從而更好地服從服務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4)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主心骨”,從 “全球”的廣度來認識產權交易本源。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報告指出: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想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 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中心。產權交易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將繼續助推中國經濟健康發展。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有產權交易不可或缺的存在。中國經濟發展對于全球經濟貢獻率中有產權交易的占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沿革中,裹挾有外國經濟理論或經驗如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那是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本源上的借鑒。經過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正在以巨大的公信力和影響力走向全球,超越新制度經濟學及其 “交易費用定理”、“經濟人的假定”等在國情、地域、發展階段上的局限性。對于這一點,就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始作俑者也有所認同。企業產權交易成本論的鼻祖、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先生于生前曾經斷言:“中國的市場經濟道路也是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故事。”“中國將不僅僅是全球的生產中心,也是創造力與創新的源泉。”(10)可以預見,未來全球經濟發展中,將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權交易在內的中國聲音、中國故事、中國范式。

注釋

1:引文出自新華社《黨的十九大報告誕生記》

2:引文摘自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3:引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5頁。

4:數據摘自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5:數據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6:數據源自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版。

7:摘自《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第四十一條。

8:有關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數據見貴州省委黨校編著的《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9:指新華社《瞭望1988)》程安東文:產權轉讓給南昌帶來新希望。許滌新主編的《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年鑒(1987)》文:重塑企業產權結構探索企業振興新途經。

10:引文見科斯先生遺著《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中文版。

            (本文作者為中國企業國有產權交易機構協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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